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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，从安徽宿松县走出的退伍军人何思模，揣着借来的3000元闯入了扬州城。
他在破旧厂房里敲打出第一台UPS电源时，或许未曾想到，这条布满铁锈的创业路，会在25年后将他推向深交所的镁光灯下。
2014年1月27日，易事特以18.4元/股登陆创业板，首月股价狂飙271%，市值冲破百亿。
这家曾被外资控股的电源企业，此刻俨然成为资本市场追捧的“新能源神话”——上市首年营收19.69亿元，三年后暴增至73.18亿元，年复合增长率38.85%，净利润更以42.33%的恐怖增速跃至7.14亿元。
这场造富狂欢的顶点出现在2017年，当《胡润百富榜》将何思模的财富定格在110亿元时，东莞的首富宝座，第一次被一位没有家族背景的“草根”占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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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身贫寒、靠着双手闯出一片天的何思模就此走进公众视线，他的创业故事开始为更多人所了解。
父亲早逝的痛苦，创业维艰时卖血的坚持，金融危机时反向收购外资，这些共同织就了何思模精彩的首富故事。
然而监管铁锤却在2018年5月轰然砸下——何思模因操纵员工持股计划被罚1.28亿元。
表面看似“员工共享红利”的计划，实则是精心设计的资本游戏——2015年推出的持股方案中，员工自筹资金与何思模控制的东方集团无息借款形成资金池，以44.14元/股买入218万股。
2016年11月，他抛出“每10股转增30股”的高送转预案刺激股价五连板，随后员工持股计划高位抛售套现6077万元，其亲属账户同步隐秘交易获利323万元。
这场打着“共同富裕”旗号的资本操盘，最终被证监会定性为“信息型市场操纵”。
2024年末,一则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揭开了更惊人的黑幕：2017至2021年，易事特通过虚假贸易、融资性代采和数据中心集成业务虚增营收40.74亿元，占其2017年巅峰营收的55.6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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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民们这才发现，货物仅在账面上循环流转，资金通过关联方形成闭环回流，财务部门按“目标利润”倒推数据，业务团队批量伪造合同。
这家“全球新能源500强”的根基，原来早已被纸面繁荣蛀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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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公众视野中，何思模‘清贫’的企业家形象近乎完美。
他不买豪车豪宅，住在公司两室一厅的公寓，一日三餐与员工同吃食堂，出行坚持经济舱，甚至将工厂废品变卖的钱投入“易事特公益基金”。
他每天清晨七点半都会准时出现在公司，一年365天，仅在春节期间享受短暂的休假，其他时间就是在国内、国际各地拜访客户。
“公司上市快5年了，我没减持一股股票，没有一点点损公肥私行为”，在易事特创业29年后的2018年，问鼎东莞首富不久的何思模，曾在当年致股东、同事、家人的公开信中如是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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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方式，不仅与《2017胡润百富榜》上110亿元身价形成强烈反差，更吸引了无数媒体的采访。
而出现在媒体镜头里的何思模手握佛珠，讲述着捐建学校、资助贫困学生的善举：“慈善用的是我个人的分红，绝不碰公司一分钱。”
2010年，何思模宣布要将有生之年创造的财富，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。
这是中国继陈光标之后，第二位公开表示裸捐的胡润富豪榜上的富豪，也是广东首位表态“裸捐”的富豪。
有记者问他这样做，到底图什么？
何思模的回答是：图个心静、心平、坦然、睡觉不做噩梦。
然而佛珠捻动的“慈悲为怀”，在系统性造假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
资本与道德的撕裂在数据中显露无遗：何思模个人累计套现超20亿元，而公益基金十年累计捐赠不足千万元。
他宣称“不动用公司资金做慈善”，但虚增的40亿营收中，有数亿元通过虚假贸易回流关联方账户。
这种两面性甚至渗透到企业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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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18年被开出“天价罚单”后，何思模就火速辞去董事长职务，将经营压力转嫁给儿子何佳，自己则以“退休”之名淡出，仅保留了一个“创始人”名头。
当监管利刃划破伪装，佛珠与罚单、食堂与套现、裸捐与造假，本质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这种撕裂不仅摧毁了企业家的信誉，更让公众对富豪群体的道德底线产生深刻质疑。
在财富与良知的博弈中，究竟有多少“善举”经得起阳光暴晒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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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世上既没有无缘无故的善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恶。
虔诚信佛的何思模必定知道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的道理。让他言行如此割裂的根本原因出在易事特的增长问题上。
2018年5月31日，国家发改委一纸《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》击碎了易事特的增长幻象。
这份被称为“531新政”的文件明确暂停普通光伏电站指标发放、下调补贴强度，直接导致行业装机量腰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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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依靠光伏业务贡献超60%营收的易事特而言，这无异于灭顶之灾——当年光伏产品集成收入骤降至14.8亿元，同比暴跌67%。
政策重压下，何思模斥资29亿元收购的宁波宜则等光伏资产迅速沦为负累，仅2018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就达1.2亿元，此前高价并购埋下的商誉地雷轰然引爆。
转型IDC业务的尝试同样陷入泥潭。
2016年投资3亿元入股的上海国富光启，原本被寄望为打开云计算市场的钥匙，却在三年后因业绩不达预期悄然退出财报合并范围。
易事特试图从数据中心设备供应商向服务商转型，但面对阿里云、腾讯云等巨头的碾压式竞争，其“垫资代采+收取服务费”的模式存在致命缺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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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实业务中，IDC营收增速从2017年的217%断崖式跌至2020年的-42%，轻资产转型沦为纸上谈兵。
而充电桩业务的光环更显讽刺。
2016年行业爆发期，易事特充电设备收入暴增5倍至3.2亿元，何思模高调宣布“三年内做到行业前三”。
但风口退去后，全产业链陷入亏损困局：上游设备制造商毛利率跌破10%，下游运营商普遍亏损运营。
易事特的转型非但未能开辟第二曲线，反而加速了核心竞争力的流失。
2014至2017年，易事特研发费用率从5.3%降至3.1%，同期销售费用率却从6.8%飙升至12.4%。
重营销轻研发的策略下，UPS电源等起家业务的技术优势逐渐瓦解，光伏逆变器市场份额被阳光电源、华为等对手蚕食殆尽。
这就能解释，为什么要连续几年财务造假了。
为了缓解资金压力，何思模也不得不在2020年以4.43元/股（较两年前缩水12.8%）的折扣价转让18%股权给广东国资，并放弃剩下股份的表决权。
易事特如今往何处去，已经跟何思模没有什么大关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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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的何思模，早已褪去“东莞首富”的光环，却仍未走出资本游戏的阴影。
因财务造假，何思模被处以1000万罚款。他一手创立的易事特，现在更被戴上了ST的退市预警。
从借3000元创业到身家百亿，从“实业报国”旗手到造假惯犯，易事特和何思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。
对政策的投机、对市值的沉迷、对监管的侥幸，最终将企业拖入“造假维持估值—估值崩塌—企业死亡”的致命螺旋。
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
也许何思模做企业是真，做慈善也是真，只是没想到演变到最后，慈善成为资本游戏的道德外衣，清贫人设沦为市值管理的表演道具。
当虚增的40亿营收泡沫破裂，留下的不仅是道德耻辱烙印，更是对中国富豪的一次深刻拷问——在财富与良知的博弈中，究竟有多少“传奇”经得起时间检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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